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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终日离不开电脑的“网虫”殊难想象，这条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曾历经了怎样的颠簸。
作为中国接入互联网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时任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院士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一路的坎坷：“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是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
第一封邮件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87年9月20日，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研究员格德·威克终于收到了一封用英德双语写就的电子邮件。
邮件的内容很简单，打印出来还不足半页纸。邮件上用骄傲的口吻清清楚楚地写着：“This is the first ELECTRONIC MAIL supposed to be sent from China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networks”(这是第一封中国用国际科技网络发送的电子邮件)。落款处是长长的13个名字。
格德·威克的目光只在这封邮件上停留了一瞬。因为邮件上的这几句话，他早就可以倒背如流了。为了这封信，他整整熬了7个昼夜，而万水千山之外他的中国合作者们为了这一刻，已经忙碌了两三年。
那还是在1985年，中国机械电子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运丰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建立国际互联网信道。
当时，学术界在中国建立国际互联网信道的需求日益迫切：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经过多年钻研，形成了一项科研成果。研究人员按照以往惯例，将科研成果写成论文预印件，分寄给全球几大学术认定机构和权威学术杂志。巧的是，以色列在十几天后也形成了同样的科研成果，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论文后发却先至。最终，这项成果被认定归于以色列所有，中方科研人员吃了个哑巴亏。王运丰等学者则由此意识到了互联网的意义，中科院、机电部等几个单位纷纷开始筹措建设互联网。
彼时，互联网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方兴未艾。互联网的创始人是美国军方，最初主要用于军事研究目的。上世纪80年代起，互联网逐渐分化成军用、民用两部分网络，同时开启了局域网和广域网的时代。
对于打开国门看世界没几年的中国科研人员而言，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陌生而新奇。王运丰深知，凭一己之力办不成这件事，他需要一个合作者、一个领路人。他想起了上一年结识的一位学者——维纳·措恩。
措恩是德国人，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教授。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大名鼎鼎的德国“互联网之父”，联邦德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便出自他手。王运丰和措恩是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的，两人一见如故，聊过不少在中国推广计算机网络的问题。
听了王运丰的想法，措恩非常感兴趣。两人一拍即合，随即开始筹建中德之间的计算机网络连接，并商定中方合作单位为机电部下属的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只是，项目既无官方背景，又缺民间赞助，一开始就遇上个大问题：经费无着。王运丰和措恩只能从其它科研项目中“挪用”出一点钱来，维持运转。项目时断时续，着实愁坏了两国的参与者。
措恩教授决定凭私人关系找找门路。
1985年11月，他提笔给当时联邦德国巴登-弗腾堡州州长罗塔·施贝特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言辞恳切地介绍了中德计算机网络连接的深远意义。
也许是被措恩诚恳的措辞所打动，也许是对网联中国这一事件本身充满了兴趣与好奇，罗塔·施贝特州长为措恩提供了一项特批专款：15万马克(当时折合人民币28.7万元)的一次性投资和每年1.5万马克的维护费用。
这个项目终于得以大踏步地进行。
1987年夏天，措恩把大半个研究小组都搬到北京来，与留守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格德·威克小组开始编写电脑上的网络协议。这是建立网络联接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在此之前，项目其实已经有了实质性进展。中方已经成功地从北京登录到德方的主机上，并可以把德方电子信箱中的邮件在北京打印出来。
其间，更有其他中国科技人员已经尝试着“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1986年8月25日，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一位叫吴为民的研究员登录了西欧核子研究中心的电脑，并发送了邮件。学术界当时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已经诞生了。
只不过，吴为民的电子邮件只是以远程登录的方式，操控千里之外的电脑而发送的，从专业角度上讲，并没有形成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交换协议。因为中方并没有自己的邮件服务器，不能进行存储、转发等基本邮件服务，邮件的IP地址也显示是国外的电脑。
中国还需建立自己的电子邮件系统，这便是王运丰和措恩等人正在努力实现的事情。
1987年9月4日到9月14日，整整11天时间，两个相隔7个时区的科技队伍终于完成了对主机操作系统的修改，解决了中德之间邮件交换的一切软件问题。
9月14日开始，留守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格德·威克就一直在和身处北京的米歇尔·芬肯不停地电话联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措恩教授的助理。
这一天，米歇尔·芬肯看着王运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在计算机键盘上敲出了那封电子邮件，网络两端的11名技术人员翘首以盼。
没想到，邮件却迟迟发送不过去。
几经排查，人们发现，在一个小协议中存在一处微小的程序漏洞，导致了邮件的发送被延迟，而两国信号间的传输不稳定又加剧了这个漏洞。
为修改这处小小的瑕疵，研究组重新编写了一组程序。7天后，这封邮件终于穿越了半个地球到达德国，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必须接入Internet骨干网
“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句自豪的宣言，随即由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服务器发送到世界各地的近万个大学、研究所和计算机厂家。
随后不久，美国方面正式认可中国接入计算机网络。
不过，好不容易建立的国际电邮信道，利用率却不高。当时，每收发一封电子邮件都要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超过了中国教授一个月的薪水。而维护这条基本线路，中德双方每月都要支付近5000美元的租用费，这远非当时清贫的中国科技界所能承受。
而且，发送时还容易控制，但接收时，需要先由中方发起一次呼叫，才能收到信号。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很多终日离不开电脑的“网虫”殊难想象，这条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曾历经了怎样的颠簸。
作为中国接入互联网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时任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院士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一路的坎坷：“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是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
第一封邮件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87年9月20日，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研究员格德·威克终于收到了一封用英德双语写就的电子邮件。
邮件的内容很简单，打印出来还不足半页纸。邮件上用骄傲的口吻清清楚楚地写着：“This is the first ELECTRONIC MAIL supposed to be sent from China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networks”(这是第一封中国用国际科技网络发送的电子邮件)。落款处是长长的13个名字。
格德·威克的目光只在这封邮件上停留了一瞬。因为邮件上的这几句话，他早就可以倒背如流了。为了这封信，他整整熬了7个昼夜，而万水千山之外他的中国合作者们为了这一刻，已经忙碌了两三年。
那还是在1985年，中国机械电子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运丰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建立国际互联网信道。
当时，学术界在中国建立国际互联网信道的需求日益迫切：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经过多年钻研，形成了一项科研成果。研究人员按照以往惯例，将科研成果写成论文预印件，分寄给全球几大学术认定机构和权威学术杂志。巧的是，以色列在十几天后也形成了同样的科研成果，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论文后发却先至。最终，这项成果被认定归于以色列所有，中方科研人员吃了个哑巴亏。王运丰等学者则由此意识到了互联网的意义，中科院、机电部等几个单位纷纷开始筹措建设互联网。
彼时，互联网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方兴未艾。互联网的创始人是美国军方，最初主要用于军事研究目的。上世纪80年代起，互联网逐渐分化成军用、民用两部分网络，同时开启了局域网和广域网的时代。
对于打开国门看世界没几年的中国科研人员而言，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陌生而新奇。王运丰深知，凭一己之力办不成这件事，他需要一个合作者、一个领路人。他想起了上一年结识的一位学者——维纳·措恩。
措恩是德国人，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教授。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大名鼎鼎的德国“互联网之父”，联邦德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便出自他手。王运丰和措恩是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的，两人一见如故，聊过不少在中国推广计算机网络的问题。
听了王运丰的想法，措恩非常感兴趣。两人一拍即合，随即开始筹建中德之间的计算机网络连接，并商定中方合作单位为机电部下属的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只是，项目既无官方背景，又缺民间赞助，一开始就遇上个大问题：经费无着。王运丰和措恩只能从其它科研项目中“挪用”出一点钱来，维持运转。项目时断时续，着实愁坏了两国的参与者。
措恩教授决定凭私人关系找找门路。
1985年11月，他提笔给当时联邦德国巴登-弗腾堡州州长罗塔·施贝特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言辞恳切地介绍了中德计算机网络连接的深远意义。
也许是被措恩诚恳的措辞所打动，也许是对网联中国这一事件本身充满了兴趣与好奇，罗塔·施贝特州长为措恩提供了一项特批专款：15万马克(当时折合人民币28.7万元)的一次性投资和每年1.5万马克的维护费用。
这个项目终于得以大踏步地进行。
1987年夏天，措恩把大半个研究小组都搬到北京来，与留守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格德·威克小组开始编写电脑上的网络协议。这是建立网络联接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在此之前，项目其实已经有了实质性进展。中方已经成功地从北京登录到德方的主机上，并可以把德方电子信箱中的邮件在北京打印出来。
其间，更有其他中国科技人员已经尝试着“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1986年8月25日，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一位叫吴为民的研究员登录了西欧核子研究中心的电脑，并发送了邮件。学术界当时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已经诞生了。
只不过，吴为民的电子邮件只是以远程登录的方式，操控千里之外的电脑而发送的，从专业角度上讲，并没有形成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交换协议。因为中方并没有自己的邮件服务器，不能进行存储、转发等基本邮件服务，邮件的IP地址也显示是国外的电脑。
中国还需建立自己的电子邮件系统，这便是王运丰和措恩等人正在努力实现的事情。
1987年9月4日到9月14日，整整11天时间，两个相隔7个时区的科技队伍终于完成了对主机操作系统的修改，解决了中德之间邮件交换的一切软件问题。
9月14日开始，留守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格德·威克就一直在和身处北京的米歇尔·芬肯不停地电话联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措恩教授的助理。
这一天，米歇尔·芬肯看着王运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在计算机键盘上敲出了那封电子邮件，网络两端的11名技术人员翘首以盼。
没想到，邮件却迟迟发送不过去。
几经排查，人们发现，在一个小协议中存在一处微小的程序漏洞，导致了邮件的发送被延迟，而两国信号间的传输不稳定又加剧了这个漏洞。
为修改这处小小的瑕疵，研究组重新编写了一组程序。7天后，这封邮件终于穿越了半个地球到达德国，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必须接入Internet骨干网
“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句自豪的宣言，随即由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服务器发送到世界各地的近万个大学、研究所和计算机厂家。
随后不久，美国方面正式认可中国接入计算机网络。
不过，好不容易建立的国际电邮信道，利用率却不高。当时，每收发一封电子邮件都要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超过了中国教授一个月的薪水。而维护这条基本线路，中德双方每月都要支付近5000美元的租用费，这远非当时清贫的中国科技界所能承受。
而且，发送时还容易控制，但接收时，需要先由中方发起一次呼叫，才能收到信号。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把数据取回来，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担心错过重要信息；等到把数据取回来，常常发现根本没用，很多钱就这样白花了。
昂贵的费用其实是在转发中产生的。人们也许不明白，既然已经入网，为何还有转发一说？
不把数据取回来，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担心错过重要信息；等到把数据取回来，常常发现根本没用，很多钱就这样白花了。
昂贵的费用其实是在转发中产生的。人们也许不明白，既然已经入网，为何还有转发一说？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