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奥运举重选手周俊的致歉信难释“荣辱”之负重

7 月 31 日 ，都市时报头版刊登了《致周俊的致歉信》。事因第一次站在奥运会赛场上的17岁小将周俊，在她所参加的女子53公斤级B组的抓举三次试举中，周俊全部失败，提前结束了她的奥运之行。该报称周俊的伦敦失利是“中国女举最耻辱一败”。

　　“耻辱”一词明显是言重了，都市时报为此公开道歉也属明智之举。但要在“殊荣”之下，找一个退而求次的形容词，又要满足舆论的“眼球效应”，似乎有点难度——因为，对胜出者的趋之若鹜和对失利者视若无睹，本来已经是没有中间状态的两个极端。因此，都市时报的“致歉信”，也是出于一种“遗憾”和“工作失误”，实在也没有多少可资反省的错误。

　　对此，网友评论“这样的道歉极无诚意”。其实，一纸“致歉信”，本来就难释“荣辱”之负重。如果把奥林匹克精神视作摘金夺银的成王败寇;把赛场上不可避免的输赢上升到“为国争光”或“愧对祖国”，“殊荣”和“耻辱”就不光是媒体的渲染，也是运动员的自我感受了。就像此次伦敦奥运会男子举重56公斤级决赛，中国队选手吴景彪发挥失常，最终获得银牌。赛后，吴景彪曾几度落泪，并鞠躬致歉，称自己“愧对祖国”。

　　有些概念在理论上还是可以作为共识的。比如新华网评论中提到的，“凡竞技比赛，都有胜负之分，且很多时候输赢只在毫厘间。冠军固然有鲜花掌声为伴，失利者，也值得每一个人尊重和关爱。”但实际上很难做到。“有这样一幕，深深镌刻在记者的脑海里。一间县宾馆会议室，几十名记者、体育局官员围着山村里接来的一对年迈的奥运选手父母。当奥运选手夺奖牌无望后，刹那间只留下年迈的父母，以及一骑绝尘的悲凉，甚至，都没有人送老人回家”(7月31日《新华网》)。这样的境遇，即使没有人说其“耻辱”，实则也是在忍辱。

　　有一个成语叫做“忍辱负重”，本意是为了完成艰巨的任务，忍受暂时的屈辱。而诸多在体育竞赛中失利的运动员，遭受的冷落，甚至被媒体“遗憾”的产生耻辱的“误解”，或许可以解释为“负重忍辱”。因其不堪重负，所以需要忍辱。而当一种对重负的担当有关荣辱时，在这副“重担”里，岂止是一次关于体育竞赛的胜败?

　　事实上，至少目前还不能否认中国运动员在奥运比赛中肩负的重任。“客观地说，举国体制是中国竞技体育走向强盛的不二法门。集中力量，选拔和培养运动员训练并参加比赛，这种做法已被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所证明。”正是人们还纠结于“中国体育的辉煌不仅限于体育精英们在奥运赛场的表现，它也应该包括我们自己的健康状况、运动能力是否与此相匹配、是否与体育精英们在奥运赛场高歌猛进之势相匹配”，所以，集中力量选拔和培养的运动员，是投入了举国之力造就的精英。即使以通俗的成本和效益的“核算”，中国运动员在奥运场上摘金夺银必然带有志在必得的自信心。

　　然而，对任何没有定数的竞赛，怀着必胜的心理，从情绪上说是积极的，但从运动员的内心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假如运动员背负太多的体育精神以外的“抱负”参赛，可能真的会“输不起”。因此，都市时报的一纸“致歉信”，最多是用一种体贴的言辞掩盖另一种激烈的言辞，而要真正解除其中的“荣辱”之负重，还有待于媒体的镜头、版面给失利者多一点人文关怀，少一些对金牌的追逐，早日回归奥运精神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