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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并非总是发生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将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将那些日常生活中不断消失的事物（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将内心的焦灼、不安、愤怒及其他难以直接说出的感觉，变作一秒二十四桢的影像，也是翻译之一种。
贾樟柯就是当下中国最好的译者、这个剧变时代的同声传译者。他对于身处其中的世界极为敏感，擅长将个体的、私人的经历与体验翻译成集体记忆及共通的时代特质，擅于捕捉当下决定性的一刻、并将之置于历史的棱镜下考量，他常常能将一个角落翻译成世界或将世界翻译成一个角落，他热爱凝视那些经常被忽略的平常面孔，使用非职业演员，将普通人的生活翻译成某种生机勃勃的东西，某种更加形而上、而非物质化的东西。
他们说世界那么大；但实际上，中国就足够大了。作为一个在上海土生土长的青年，我从未去过山西，从未去过汾阳或大同，也不了解小武，难以凭借自身的日常经验想象九十年代初县城青年的生活，直到我看了贾樟柯的电影。而恰恰因为这位“译者”的功力，作为观众（读者）的我竟然从那些表面陌生的故事里看见了熟悉的东西：青春期的焦灼、价值观变得愈加混乱的急剧变化的时代、友情、爱及其他更接近人性本质的东西。就好像好的译者打通了世界，让距离感消失了。
“我们太容易生活在自己的一个范围里面了，以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贾樟柯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如是说，“其实我们只要走出去一步，或者就看看我们的亲人，就会发现根本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拍，不能那么容易将真实世界忘记。”这也正是我们观看贾樟柯的电影时的切身感受：我们在观看一种现实，我们正从自己的小世界里跳脱出来，试图理解他人，试图了解他人的日常生活。——对于外国人而言，贾樟柯电影的这一特质更为凸显：这是他们了解当下中国的最好途径。
巴西导演沃尔特·赛勒斯正好在地球的另一边。他与贾樟柯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98年的柏林电影节。那一年，沃尔特·赛勒斯以《中央车站》
捧走金熊奖，当时还不为人知的贾樟柯带去了处女作《小武》，那时赛勒斯便对其独特的风格及浓烈的社会现实主义气息深为赞赏。十七年后，正是他执导了《汾阳小子贾樟柯》，一部颇为深入、富有洞察力的纪录片。在今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这是我看的众多电影中最有触动的一部。
《汾阳小子贾樟柯》里有几幕戏特别耐人寻味，其中之一是贾樟柯谈及早年的坎坷经历。他的早期作品无法在电影院里播放，而有一次，一家咖啡馆联络他，说想放映他的电影并邀请他前去进行映后交流。但当贾樟柯来到咖啡馆现场时，却发现整个咖啡馆都是透明的。于是大家行动起来，用报纸和幕布遮光，最后放映活动才得以进行。倒不是这段轶事有多曲折，而是贾樟柯讲述这段往事时的辛酸令人动容。
与电影无法通过正常途径上映相呼应的是盗版的盛行。贾樟柯的外号之一“科长”便来自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那是《站台》
在威尼斯走红之后不久的事。贾樟柯来到北京小西天的一间盗版DVD店里闲逛，结果老板凑近问他，“有一个‘假科长’的《站台》你要吗？明天会到货。”如今听来更像段子的故事，当年则令贾樟柯五味杂陈：一方面，是知晓自己的电影真的有观众的欣喜；另一方面，又有自己辛苦拍摄的电影被别人盗走的不快。
那一定是他最为艰难的岁月。在2007年某期《SOHO小报》上一篇名为《迷茫记》的文章里，贾樟柯还披露了1999年他被电影局喊去谈话的经历。某第五代电影大师的文学策划打了贾樟柯的小报告——在一份台湾报纸关于《小武》的报道边，有如下批注：“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在文章末尾，贾樟柯写道，“人心如此玄妙，复杂得让人难懂，在迷茫中我想：留着这份迷茫，也会是一种镇定。”多年之后，《天注定》又一次带给贾樟柯几乎同样的迷茫，电影并未被禁，却始终未能上映。然而贾樟柯已然变得更镇定，处事也更成熟——我相信是对于电影的热爱，始终支撑着他。不然，又怎么会有《山河故人》？
关于翻译，诗人及翻译家黄灿然曾有一篇著名的论述文，题为《给未来的译者——谈翻译的十个条件》，开头第一句便是“仅仅热爱翻译是不够的。翻译是一种综合能力。”如果说是热爱令贾樟柯度过了迷茫的时光，那么他的“综合能力”同样有目共睹。
对于非职业演员的大胆使用及调度能力一定是贾樟柯“综合能力”里最令人瞩目的。王宏伟、赵涛、韩三明等，都是贾樟柯一手发掘的非职业演员，如今已成为跟随贾樟柯多年的御用演员。在《汾阳小子贾樟柯》里，如今已成了贾樟柯妻子的赵涛，讲述了一段当年选角的有趣往事——为了寻找一名舞蹈演员，贾樟柯带着剧组来到赵涛任教师的舞蹈班，本意是想从她的学生中择选一名，结果，在赵涛带领学生跳了一段舞之后，贾樟柯却看中了老师。当然，老师成为老婆，那是后话了。同样有趣的是：赵涛在此后的电影里总是饰演不同的角色；而韩三明，始终在演三明。
贾樟柯也是当今中国导演中文学功底最好的之一。早在年轻时，他就已在《山西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从影之后陆续出版的《贾想》、《问道》、《中国工人访谈录》等书也展现了他出色的文笔。他传统文化的底子也极好。有个八卦，说他某年在釜山电影节上看王家卫的《花样年华》
，当张曼玉和梁朝伟舞蹈一般行走时，令他想到的是古代章回小说中承接上下篇的诗歌。
在娱乐至上、烂大片充斥银幕、观众看了骂、骂了再看的恶性循环大环境下，贾樟柯是一个异类。他真诚而敢于直言，始终坚持电影不应盲目追逐利益，对全民娱乐保持足够警惕，不以谈艺术为耻，单这一点就足够令人尊敬。而我对于贾樟柯的唯一一点存疑，总是发生在他对于自己的电影解析过多的时候（这就等于，他同时用了电影和文字进行“翻译”）：有清晰的意图和想法本身无可厚非，但在我看来，创作者有必要将“创作谈”控制在最低限度，以作品本身发言，引导观众自己去思考、去发现。
印象中，我只见过贾樟柯真人两次。一次是在釜山国际电影节的《天注定》放映之后，他站在赵涛身旁，显得有些矮小——在《汾阳小子贾樟柯》一片中，他的母亲笑说，那都是因为小时候的贾樟柯经常很乖地去井里挑水的缘故。另一次是201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时，我为某刊采访贾樟柯。那时，他正在上海宣传新片《语路》，还有与法国影评人米歇尔·傅东的对谈等多项活动，但依然准时回复了我的电邮采访。当时，我问他对于成功的看法。他说，“成功可能意味着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实现了人生阶段性的目标。如果我们身处贫穷，当我们摆脱贫穷就是一种成功；如果我们想拍电影，当你拍出第一部电影，那么从无到有也是一种成功。成功意味着你的设想得到了实现。”
今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决定将“金马车奖”（Carrosse d'or）——即终身成就奖——颁发给贾樟柯（此前的获奖者有：阿伦·雷乃、阿涅斯·瓦尔达、吉姆·贾木许、南尼·莫雷蒂等），我相信对贾樟柯而言，加入这些电影大师的行列，应该是升级版的“成功”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