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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崔永元也接受了腾讯娱乐的专访，除了详细介绍了自己获知此事的来龙去脉之外，也表示自己已经与警方联系，而对于对方的回应，崔永元并不认可，“本不想与谁为敌，就是好心提个醒。”“真要让我查，肯定出问题。”
起因：崔永元收到微博私信求关注
作为著名的公众人物，崔永元在接受腾讯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一直会收到很多微博私信的求助，虽然不能一一给予回复，但自己一直以来保持着每天看私信的习惯，“因为里面有些极端的甚至要自杀的，这咱看到了，是一定要救的。”
正是如此，近日，他在阅览私信的过程中发现，有人向他举报了中国唱片总公司将母带交由一家中日合资的公司进行数字化处理的消息。“我85年进的广播台，一直干到96年，天天就是在与录音打交道。这其中很多是涉密的东西，我们当年都是听不到的。”
出于行业本能，再加上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属性，崔永元与这位举报人取得了联系，并一同前往了中国唱片总公司进行了调查。结果核实发现，不仅举报人的说法属实，而且问题更严重。于是乎便有了崔永元自己微博的质疑新闻。
之所以崔永元对于这些录音母带会如此重视，甚至要在微博上点名质疑，除了4万多份母带中有的涉及国家秘密之外，很多母带都是极为珍贵的孤本。“如果他们处理不好，导致了母带损坏，这些东西没了就是没了，再上哪里找都没有。”
“我有三点质疑，泄密、毁坏、贪腐”
在早先发布的微博中，崔永元举出了《保密法》、《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等规定，让很多网友认为，他主要质疑中唱公司的行为涉嫌泄密。而在接受腾讯娱乐记者专访时，崔永元则进一步表示，他所质疑的问题不局限于泄密一方面，而是包括三部分，“泄密、损坏、贪腐。”
中唱曾在当晚给予公开回应称，“在数字化的4.7万音乐、歌曲、戏剧等母版磁带中，共有54条母带是文革期间公开出版发行的政治人物讲话的唱片母版，内容并不涉密。”
对此崔永元并不认可，“如果不涉密，那好，你在网上搜搜，看看能不能搜到江青当年的讲话?如果不涉密，那你就放出来，让我们也听听，我们也从来没听过。”据崔永元介绍，中唱公司的前任领导，曾经因为要出一本书，前往中唱公司的库房查阅存档目录，当时也被告知不允许，“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保密的问题。”正因如此，崔永元表示，他们可能涉嫌违反了包括《保密法》《档案法》《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在内的三项法律规定。
不光如此，在崔永元前往中唱公司调查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位中唱集团的抽检员。据这位抽检员向他透露，目前4万多份的母带数字化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但合格率很低。”崔永元说，“这位抽检员按5%的样本抽样，75%的样本是不合格的。”这其中，转化过来的录音要么是有杂音，要么就是磁带转速不对等等问题，“我听了，确实有问题。”
实际上，据崔永元表示，很多不合格的问题都是因为操作不当的结果造成的，而这其实并非高精尖的操作，“关键是他们不上心，糊弄事。”此外，据崔永元介绍，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倘若对母带操作不当，很容易使得母带的磁粉掉落，“这是不可修复的。”崔永元说，“打个比方，比如谭鑫培当年的录音就这么一份儿，那能不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么？你没有，可你想听，都得到我这来买，况且这也不是一个纯商业的东西。没了就是没了。怎么能这么糊涂呢？”
“他们这项工作是纳入‘十二五’规划的，国家给他们3000万的拨款，做成了这个样子。”这让崔永元又产生了贪腐的质疑。
崔永元：让我查的话，肯定能查出问题
据崔永元的调查，中国唱片总公司的前身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唱片科，之后脱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001年的时候完成转企改革，隶归国资委管辖，“国资委当年给他们成立了管理集团叫成通集团，而成通集团与之前中唱的领导组成立了当时的董事会，管理中唱，而这个当时的董事会并不赞成把这个母带数字化的业务交由中唱胜利这个公司来完成。”崔永元看着自己的调查稿跟记者说道，“后来中唱的董事会换成了大连华录集团，这才最终顺利促成了中唱胜利这个公司进行数字化的工作。”
为了解释自己的质疑，崔永元打了比方，“本来有这么个活儿，我要交给甲去干，但董事会不同意，最后我把董事会换了，还是非交给甲干，你觉得他们能有什么问题？”崔永元反问起记者来。“话说回来，钱都是小事，这其中毕竟还有保密的东西呢！要是泄露了呢？不是说有日本公司投资就是泄露给日本，泄露给你也叫泄露啊！”
在接受采访时，崔永元也坦言，实际上自己最初的初衷只是希望能给对方提个醒，并不是要与谁为敌，“你要说我们好好改正，那就行了，可你看他们下午发的这个声明，好像做的完美无缺似的。你没问题？那好，那咱明天一盘盘听你的录音去？”据崔永元透露，当下他已经和警方取得了联系，相信会有一个结果的，“如果真要让我去查，肯定能查出问题来。”
链接：崔永元质疑中唱
6月8日，主持人崔永元通过微博质疑，我国珍贵文献母带如此机密的项目，中国唱片总公司居然把它交给一家中日合资公司来完成，并特意@平安北京报警。
6月8日14点43分，崔永元通过微博对文革期间的珍贵文献母带的保管方式作出质疑，称：“这些珍贵的文献母带存放在中国唱片总公司库内，政府投资上亿元做数据化处理。这样一个明显涉密的项目，中唱居然把它交给一家中日合资公司来完成，为什么？我选择报案。”并特意@平安北京。随文还附上文革期间的部分文件名。
随后，崔永元再次发布微博，对参与此工作的中日合资公司的工作人员的国籍身份也提出质疑，认为该公司承担这项业务违规违法。崔永元称：“国家档案局《外包安全法》提到：3.2数字化服务机构的法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股东及工作人员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民，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3.3数字化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和公安部门提供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必要时提供政审材料。”
随后，9日晚间中唱方面通过微博进行了回应，“中唱胜利公司员工皆为中国公民，法定代表人为中唱公司副总经理。在数字化的4.7万音乐、歌曲、戏剧等母版磁带中，共有54条母带是文革期间公开出版发行的政治人物讲话的唱片母版，内容并不涉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