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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极端事件,每个社会都有。比如,美国奥运会女子花样滑冰银牌得主南希。克里根的哥哥,就很不争气,一直接受父母的帮助。但最终和父亲吵翻并动手,致使老父心脏病发作死亡。不过,虽然此事被媒体追踪很久,但老百姓都觉得这个家庭不幸碰到个邪人,并不将之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河南的这桩事件则不同。虽然具体细节还没有搞清楚,比如凶手据说在30岁左右,恐怕是大学毕业生而非大学生。但公众的震惊,马上和世风日下的普遍现象联系起来。这大概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虽然难得一见如此极端的事件,但总觉得时下的年轻一代和这位凶手遵守着同一套“行为密码”。比如老大年纪还天经地义地啃老,如果啃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怨恨父母不提气、不能为自己安排一个美好的生活。
《纽约时报》最近连续对中国大学生的境况进行长篇报道。这种报道只叙述不评论,貌似没有任何价值判断。但是,美国社会是一个非常崇尚“自我塑造”的人生哲学的社会。报道中的中国大学生,则都是被父母和“应试教育”塑造出来的。这种“被塑造”的人格,其行为模式和美国主流社会所尊奉的价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乃至报纸会拿出整整一版来进行描绘。其中种种在“西洋镜”被聚焦显现的人格,还是很值得中国社会进行反省。
比如《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中国大学生拒绝到工厂干活的报道中指出,如今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短缺,工薪上涨甚快。与此相对,大学十几年的连续扩招,使现在的大学生数量是1989年时的11倍,但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又无法创造出那么多白领工作。结果,工厂的工作可以比办公室的工作薪水高三倍。2011年只有78%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但是,许多大学生放着工厂的高薪不要,一心要找办公室的工作,找不到宁愿失业。
报道中的一位主人公,是位王姓的25岁青年。他上的是一所低层级的大专,毕业后只工作过几个月,并且换了三个工作:在购物中心当保安、在餐馆跑堂、在办公楼当保安。结果都不满意,索性失业。但此时明明有工厂的职位等着他:月薪2500,六个人一室的宿舍早被两人一套的公寓型宿舍多替代,工厂甚至还给职工提供了图书馆,尽量向白领靠齐,为此每年的劳动力成本上涨30%,但还是苦于招不到人。
这位王姓青年不工作的理由是:自己好歹也是个大学生,不应该干脏活,应该干办公室的工作。他申请了一系列办公室的白领职位,起薪不过是1500多,但没有一个申请有下文。他说他可以找到4000月薪的工厂工作,比他当保安时的月薪几乎高一倍,但他绝不会去。为什么他能这么牛?因为父母每月接济2000块,400多块的房租,其他方面省些,生活能对付。父母的钱哪里来?是靠五十多岁的老父在建筑工地打工。
这种25岁的年轻人因为不肯从事体力劳动而必须靠五十几岁的父亲干重体力活而养活的行为模式,逻辑在哪里?《纽约时报》的观察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进了大学就成为精英,精英有具有某种“应享权益”(entitlement)。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一般发达国家,都是学历越高失业率越低。中国则正好反过来。《纽约时报》所引用的西南财经大学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中21-25岁青年的失业率,小学毕业的仅有4.2%,初中毕业8.1%,高中毕业8.2%,大学毕业生则高达16.4%,是非大学生的一倍多。这绝非大学生求职是受歧视,而是中国的经济总产值有47%来自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而许多大学生宁愿被人养着,也不屑于到这些行业中就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大学养懒人”了。在我看来,导致这样的局面的,还要归之于“应试教育”摧毁了下一代人“自我塑造”的工作伦理和冲动。中国人的教育观念,依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的孩子上大学,我的孩子也要上。于是家长[微博]从小逼着孩子一遍又一遍的作题,并无形中向孩子许诺:你乖乖听父母的话,把功课弄好,就会有出息的,未来一切都会搞定。孩子就是这么“被塑造”了。这种“被塑造”的人格,一旦发现生活并没有象父母许诺的那样“搞定”,父母就等于欠了孩子一生的债。
当年的西安文科状元陆步轩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成为“卖肉佬”,一时轰动全国。我曾写过一篇《从陆步轩卖肉看北大精神的破产》,以富兰克林等例证,激励自认潦倒的师弟把卖肉当成伟业来经营。如今,又有文科状元种菜发财、成为董事长的故事。更不用说当年钢铁大王卡内基从童工奋斗成为钢铁大王、世界首富的业绩了。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竞争性的大专毕业,就不肯干脏话儿、一定要在办公室起步?是什么样的教育给他灌输了这种观念?
别以为这位王姓青年不过代表着一位民工子弟。许多城市中高产阶层的子弟,其“行为密码”其实和他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离开了被稻田包围的家乡进城读书,城市中高产子弟则留美了。在留美的学生中,处处能够找到这位王姓青年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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