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风俗--养习俗 风云

　　河北生养习俗

　　一年一度的春节，对于每一个中国家庭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不管是贵爵将相的“朱门”仍是黎民庶民的矮墙小院，每一家的大门上都会毫无例外埠贴上红底黑字的“福”字。更有甚者把这个福字倒过来贴，但愿福的“倒”来。

　　那么，这个福毕竟是什么呢？家家户户的对联，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发财致富”、“子孙满堂”、“寿比南山”……任何家庭只有具备了财、子、寿、禄，才算是美满幸福的。正可谓：“门前车马非为贵，家有儿孙不算贫。”

　　在农村，家庭最重要的功能，莫过于生养。由婚姻家庭模式所决定的，由社会经济、文化观念所支撑的有关生养的一整套行为与观念模式构成了生养习俗，多子多福是生养民俗价值取向的核心所在。

　　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是依赖有性繁殖来繁延昆裔的，只要男女两性循着动物性的本能进行结合，就可以通过受孕、分娩等天然过程生殖下一代。然而，人类的性行为知足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假如考虑到性行为的结果会产生基因的遗传和婴儿的抚育，种族的延续便不能仅依赖单纯的生物行为而知足，它必需有一套公认的规则和相关的物质文化前提，即生殖作用的文化和轨制体系，这就是婚姻和家庭，婚姻和家庭是生养的载体。

　　对于中国农夫来说，只有缔结了婚姻关系的男女性行为才是合乎准则的，只有生儿育女能够传宗接代的家庭才是完美无缺的，这商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不婚或婚而无嗣是一种愧对祖先的行为，是人生最大的不孝。孔子指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旷男怨女”的社会，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要结婚并且生儿育女，这是做人的本分。

　　重生养观念千百年来已内化为农夫的社会心理，体现在浓浓的风土民情之中。

　　一、“娘娘”求子

　　当人类还在愚昧的撒哈拉沙漠孤傲地行走时，当科学的显微镜还未能发现只有精子和卵子的有效结合才能孕育生命的秘密，人们对于生养现象布满着神秘和无知，糊口在黄土地上的牛郎织女们总认为有神灵支配着生养。因而他们普遍供奉及祈祷生子的神有“床公床母”、“送子张仙”、“送子观音”、“碧霞元君”、“临水夫人”和“注生姐姐”以及“金花姑娘”等等。其中，在山西农村流传最广的莫过于“送子观音”和“碧霞元君”了。

　　观音菩萨本是外国人的上帝，传入中国之后，便由一男子演化为“玉面生成喜，朱唇一点红”的慈悲女子。这个观音菩萨本事之大，远远压倒了中国神界的各路诸侯，在中国庶民心中地位，简直可以和针在十字架上解救众人苦难的耶稣基督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相提并论。

　　因为中国化了的观音是女人得道，因而最得女人崇信，而女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养，最关心的也是孩子。显然送子一类的事情也就非女菩萨不办。这样一来观音也就有了“送子观音”之称。结果，中国化了的送子观音就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和重生殖的墨家合拍同调了。

　　从黄河两岸到大江南北，中国人几乎都相信观音送子，观音成了民间习掌生养的女神，观音诞辰是民间求子的吉日。在华北各地，据说观音诞辰日是农历仲春十九日，“每逢是日，士女骈集殿庭炷香”“或借长幡，云求子得子”。(顾铁卿《清嘉录》卷二)在山西各地，那些没有儿女的妇女更是求子心切，她们往往于年初绣一双小鞋，放在观音像前，假如年终仍不生子便取回，假如生子了就放置不取，再想得一子者，必需另做一双。那些长年放在观音像下的绣鞋，显然是求子的灵验之物，所以不育的妇女在参拜时往往要到观音庙里偷佛桌上所供的莲灯，或把佛座像下放的绣鞋拿回家去。

　　除观音菩萨之外，在山西民间掌管生养最有权势巨子的是“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娘娘”，她几乎是全知全能的，山西各地都称她为“娘娘”而不名。在民间，娘娘庙几乎遍布各个村镇，寺庙，泥塑神象多如牛毛，影响极为广泛。至今晋祠中和平遥双林寺中所供奉的娘娘仍然香火不断。晋南有的娘娘庙中，侍神抱一袋内装面做的婴儿，有男有女。另一女侍，手提花篮内装象征婴儿的红黄绿白彩色纸花。每逢正月是香火最旺时，求事者不断，一般顶礼膜拜，送上全猪，并许愿如生子后，镀金身披红袍。求子的婆婆，有的在花篮中拔一白花或黄花插在新居的烟囱角上，据说这样可得子。假如此后果生儿子，就按所许之愿为娘娘送上沙灯，是布匾、金匾，上面写“为家赐嗣”、“发斯衍庆”话语。

　　在河东地区，流传着一首拜娘娘求子的古代歌谣。歌词云：

　　“七里胡、八里道，转过弯儿娘娘庙，娘娘庙，盖得高，夫妻二人把香烧，或男或女抱一个，明年三月十八挂红袍。”(朱扬善《山西河东民歌》《风俗》总第67集)

　　农夫的观念中，俗认为“碧霞元君”是东岳大帝之女，宋代才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由于这位姐姐也是一位女神，因此她最知道女人的痛苦，也最同情女人，所以妇女祈子，祈求生养平安，祈求子女平安都去找她。在山西农村，娘娘几乎垄断了人们特别是妇女的信奉世界，除了诞生于山西的关圣帝君以外没有一位神能与她分庭抗礼，可见民间对于生养的正视程度。

　　二、“巫术”求子

　　所谓“巫术”求子，是人们利用糊口化了的带有巫术色彩的方式求子育婴的方式。新婚是孕育新生命的开始。民间在婚姻缔结之初就寄寓了求子的期待，古时有送新人九子墨、九子蒲之类的东西，但愿新娘过门后多多生子。在山西晋南地区，旧时男方送的彩礼是金银首饰组成的十大件，取新郎新娘十全十美之意，其中之一便是能够多生子。问名时清算命先生看双方八字和属相，最重要的莫过于能否生子。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也说：“夫欲求子者，当知夫妻本命五行相生，及与德合并，本命在于废死墓中者，则求子必得，若其本命相克，及与刑杀冲破，并在于休废死墓中者，则求子不可得。”(《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医部汇考)这种习俗的形成固然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异，但观念价值在庶民之中可谓根深蒂固。

　　在迎亲之日的习俗中，求子之意俯手皆是，在山西农村广泛流行的有，女方预备嫁奁时，要请财、子、寿都具备的全福之人，男方预备四季服装、被褥时也要请所谓的儿女双全的人，全人专为新郎理发，作新娘的伴娘，为新娘开脸，这是类推和暗寓法，寓祈子之意。

　　当新娘的花轿落地时，新娘出来忌讳直接踏在地上，一般要铺上红色毯子或花席，这一习俗源于游牧民族，如铺毯子、毡子，唐以后始在中原地区流行。但民间庶民下轿时远没有本日国家元首下飞机时长长的红地毯，他们一般用两块小毯往返倒着送新娘入新居。在山西，“以绫一条，令新郎、新娘各执一端，谓之牵红，踏以红毡，男女先后相随进院。”(民国：《翼城县志》)后来改用布袋和棉麻织的口袋，互相交替，清代王棠在《知新录》中载：“今人娶新妇入门，不令足履地，以袋递相传，令新妇履布袋上，谓之‘传袋’”。(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国书局，1990)这里是借用“传袋”外推为“传宗接代”，以此祈子。

　　民间婚礼中的撒帐习俗本身就是一种祈子方式。撒帐在古时新婚夫妇坐床时，撒花果于帐，取其吉祥和多生子女，此俗始于汉武帝，当年汉武帝纳娶李夫人时，预戒宫人遥撒同心花果，汉武帝与李夫人以衣裙盛之，得多者多得子也。

　　在山西，新娘入洞房后，把小馒头、李子、花生、核桃、石榴等东西撒往床上，或者提前将这些东西放在暗送的被褥内，届时撒给来客。枣子、花生、核桃、石榴等物都具有早生，多生等寄意。

　　这种习俗在五台一带称作“捞儿女”，捞儿女时，一边把花生红枣撒向世人，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白女女、黑小小、跟上大妈吃枣枣。”

　　在离石一带，撒帐用的核桃、红枣、花生要事先放在窗格内和炕上四角，炕上还放有一张桌子。新娘进屋后婆婆说道：“一桌桌生得杂，一盘凉菜把它压、麒麟(核桃)生贵子，状元、榜眼、探花。”乞盼儿子之心溢于言表。

　　在晋中，新郎新娘的枕头由新郎父母在厕所旁装，边装边说：“白女孩、黑男孩，随着爷爷奶奶吃饼子。”

　　吕梁一带，撒帐之后，入洞房的新人需吃两碗“拌汤”，有“一拌两拌儿女兴旺，站在一圪洞，生下两板凳，双双儿女，双双枣(早)。”之说。

　　临汾一带则要求，新婚夫妇同床睡觉之前分吃枕头、被子里塞的红枣和花生，但愿第一次入梦就能怀孕生子。

　　此外，对于婚后久不孕的妇女，还有吃喜旦、偷瓜吃、栓娃娃、插花等习俗，据说很快就可见喜，诸如斯类，所在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