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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魔咒”
14日晚间富士康一名梁姓员工坠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九名坠楼的员工，共造成7死2伤。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非正常死亡的员工的年龄和入职时间具有相当大的相似性。他们都是外地来深圳的青年打工者，分别来自河南、云南、湖南等地，年龄最大的28岁，年龄最小的仅17岁，并且都是入职不久的新人。他们被称为“新生代民工”。这个群体因为与父辈民工的不同，一度被媒体和社会学家关注，但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富士康连续坠楼事件发生后，公众视线再次聚焦于这些代工厂里的工人。然而，坠楼事件仍一件接一件发生。
这种悲剧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何时才能终止？尽管富士康表示，通过对员工自杀事件的调查，发现这些事件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舆论的矛头大多仍对准富士康为代表的代工厂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造成的工人工作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双重恶劣。
5月14日，一名自称在富士康做过一线员工的网民在天涯论坛披露了自己的经历。他总结说，从学生到工人其实是一道坎，需要关心和引导。学校和工厂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地方，在学校思想有包袱可以找老师谈心和诉说，而在工厂，领导要的是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学校犯了错误，老师给你指出还给你改正的机会，而在富士康，除了挨骂、罚款，就是威胁打包走人。
新一代打工者的焦虑
富士康“六连跳”发生后，为了揭开自杀事件的深层原因，《南方周末》实习生、21岁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学生刘志毅应聘到富士康，卧底28天，并写出报道《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
“人被机器劫持”“碎片一样活着”，报道中这样写道。刘志毅告诉快报记者，与富士康那些同龄人同行的28天，让他感到“心酸而震撼”。“很多都知道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工人在流水线上反复拧螺丝钉的镜头，但富士康的工人比电影里多遭受的，还有心理的枷锁。”
在刘志毅眼中，富士康拥有现代化的流水线，工人两班倒，每班12小时。压力来自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流程，“尤其是夜间，完全是被机器劫持了。”刘志毅举了富士康之外的一个例子。“工人腰上挂着计数器，工作时手举一次，计数器上就多一个数字，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但你无法逃脱。”但与父辈相比，这些工人更需要尊重，需要成功的感觉。在这样的网络时代，他们能看到周围的环境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但面对低待遇和恶劣的环境，以及知识水平的限制，他们无法改变现状。“梦想和现实之间被撕裂。他们过不去这个坎，心里充满焦虑和无奈。”
在富士康，工人的学历从本科到初中都有，其中又以中专为主。低学历的工人也知道，知识多少可以改变命运。“他们也想学东西，但基础太差。有个工人想报名学英语，但去了发现根本听不懂，就放弃了。”况且，即使拿到稍高一点的文凭，待遇也只比最底层高出一点点，还是无法改变命运。打工的人想的是多挣钱，挣钱多意味着可以改变生活，享受生活，人人都希望加班，但加班带来的是更大的压力。“这像是一个怪圈，你永远走不出去。”
每天，工人们面对的是机器，看到的是戴着相同口罩、帽子和工作服的工友，“如果身材也相仿，你会以为看到了镜子。”工人们像是富士康这台巨大机器中无数相同的部件，永无休止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彼此之间没有交集。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也承认，“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这显然是一大群压抑而不得自由和舒展的灵魂。
“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在《南方周末》这篇报道中，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自杀论》中的这句话被提及。但没被提及的是涂尔干另外一个判断，“高自杀率伴随着过度的个人自由和过度的控制”。“自杀事件发生后，富士康的心理咨询师建议工人丰富业余生活，多外出，但实际上这并不现实。”刘志毅说，富士康的硬件条件非常好，有健身房、游泳池，但极少有工人能去。“12小时的上班，8小时睡觉，加上吃饭、走路等，你还有时间去那些地方吗？”
“我觉得，工人自杀的根本原因，是资本运作方式，在这一代工人中，资本运作方式难以改变，同时企业又缺乏人文关怀。”刘志毅总结说。
“这是‘转型中国’问题的缩影”。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数十万人口迁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仍把外来打工者们远远地挡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楼’事件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外来打工者社会权益、生活权益的欠债已到了不得不还的时候”。
为尊严增加成本的时代已经到来
王丽娜是江苏省律师协会维护农民工权益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师。去年10月至今，她为150多名民工打过官司，接受过800多人次的咨询。“维权难”普遍存在于外来工中，导致他们遇到这类困难时，更多时候只能“认命”。在富士康这类代工企业，更多的情况是企业和员工之间并没有明显纠纷，而是一种让工人喘不过气的压抑和深重的无力感。这甚至让工人无法投诉。
“相比较他们的父辈，新生代民工法律意识有所提高，自尊心也随着提高，但心理承受能力却降低了。”王丽娜说。
在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是代工厂的集中地。根据省统计局2008的统计数据，全省规模以上企业中，制造业从业人数为926943人。仅仅在常州，目前就有120多万农民工，近半数是新生代农民工。
2009年，江苏省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接受群众投诉举报4.48万件。排名在前四位的案由——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劳动合同和工时休假。几年来，这些数字没有明显变化，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况。“特别是工资类案由占比达四成左右，说明目前用人单位违法行为侵害的仍是劳动者的最基本权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人员表示。
“而富士康‘九连跳’的悲剧更是提醒我们，为健康、幸福、尊严增加成本的时代已经到来。”有关人士呼吁。
■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员工“九连跳”系列自杀事件
5月14日晚，龙华园区福华宿舍一名梁姓员工从7楼坠楼身亡，1989年出生，安徽人，2009年11月进入富士康，为一线作业员。
5月11日，龙华厂区女工祝晨明从9楼出租屋跳楼身亡，24岁。
5月6日，龙华厂区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岁。
4月7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
4月7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4月6日，观澜C8栋宿舍女工饶淑琴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3月29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
3月17日，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田玉从3楼宿舍跳下受伤。
1月23日，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
■2010年前富士康员工死亡事件不完全统计
2009年8月20日，23岁员工郑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
2009年7月15日，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
2008年3月16日，28岁员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内。
2007年9月1日，21岁的刘兵辞工两小时后突然死亡。
2007年6月18日，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
悲剧屡屡发生与政府“宽容”有关
星期柒新闻周刊：有心理学家称，富士康40多万人才死了9个，自杀率低于社会平均自杀率，您对此怎么看？
毛寿龙：这个说法不对，自杀率是一个事实描述，但你要看它的动态曲线，尤其是它的密集度。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认为，在富士康连续发生员工坠楼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毛寿龙：这个是跟科学管理有关系的。从管理学上讲，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效率，要使工人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实行刺激性的计件工资报酬制度，但也因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星期柒新闻周刊：请您具体分析一下。
毛寿龙：一个是跟工厂的性质有关。富士康工人工作的性质本身缺乏成就感，人的感觉是机械化的，人被机器化。但人是喜欢变化，喜欢成就感的。人不是机器，会抗拒，一旦爆发就会自杀。第二，工厂大规模管理会产生官僚体制，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人际关系需要金钱投入，也需要时间投入，可他们连时间都没有。相比之下，小规模管理人际关系更密切，上班的时候，大家还可以相互说话，交流一下。还有，跟工厂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关系，在中国大陆，劳动力很充足，工人们致富的愿望又很强，为了挣钱，可以放弃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事。
星期柒新闻周刊：这种问题在代工厂普遍存在？
毛寿龙：是的。目前，社会存在不平等性，尤其是对于低端的劳动者来讲，包括一些大学生，没什么选择的余地。坠楼事件跟富士康本身管理的理念和制度有关，这本身是一个企业管理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跟政府的宽容有一定关系。另外，跟社会组织不够发达也有关。应该有社会组织对于工人的生存状况进行研究和干预。但目前，社会组织缺乏资金，政府也不够重视，所以这些问题就不能以专业的方式暴露出来，而是以死亡的方式暴露出来，结果就很悲惨，很沉重。
星期柒新闻周刊：在代工厂，人抗拒被机器化，但往往是失败的，这种冲突的结果会是什么？
毛寿龙：有人心理素质强，朋友多，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宣泄。心理素质不好的人，可能就会自杀。
星期柒新闻周刊：如何防止这种悲剧继续发生呢？
毛寿龙：政府要加大扶持社会组织，提供资金，保障这些组织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干预。当地政府部门、劳动部门、人大政协委员也应该多点关注、多点投入，对工厂有没有损害工人的基本权利，进行一定的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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