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石家庄老小区的著名艺术家：村里

　村里是我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这位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诸多经典形象的老人,现在就生活在石家庄一座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小区里。每天村里都会和小区里的邻居们拉拉家常，在小区附近的菜市场里转上两次，他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在大家眼里这位老艺术家就是万千平民中的普通一位，他没有架子，耿直热情，对生活无限热爱……今年的村里已达耄耋之年，前不久，他通过本报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去6000元善款，表达了一位文艺老兵殷切的同胞情。近日，记者在村里的家中采访到他，再次感受到了这位老艺术家的美好情怀。

生活朴素，没有架子

    　见到村里，你根本不相信他已是80岁的老人，他身体硬朗，步履矫健，双目炯炯有神。村里身穿着外孙女从美国给买来的时髦衬衣，胸前戴着印有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字样的胸章。他住在上世纪80年代落成的省文化厅高职楼里，家中看不到任何豪华装修的痕迹，村里女儿在附近一座高档小区里买了套房子，但他并不习惯住那边。现在女儿在国外，大儿子在广西，小儿子在上海，老伴去世后，村里一个人守着老房子住着。

    记者：村里老师，看您身体很好，能不能给说说您每天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村里：我早晨4点钟就起床了，起来之后给鱼换换水，给鸟打扫打扫卫生，5点到7点之间写写东西，然后干女儿就会过来给我做早饭。吃完早饭我每天都要去趟自由市场，转到中午，回来吃午饭，然后看看报纸歇上半个小时左右，下午接着转自由市场。下午5点前就回家了。

    　记者：那您每天的睡眠怎么保证？

   　 村里：我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后就不再看电视了，8点钟就上床了，看看报纸看看书，基本上10点半左右睡觉，现在每天的睡眠时间也就4、5个小时。

   　 记者：您每天要转两趟自由市场吗？

  　  村里：我喜欢转自由市场，那里面有卖菜的、卖针头线脑等生活用品的，很有意思，转一转能了解市场行情，更重要的是我在和小商小贩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能体验到不同的平民生活。演员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而生活就在我们身边。

    　记者：您每天都有收获吗？

   　 村里：有啊，时间长了，我和他们都成朋友了，他们的孩子也成了我的朋友，小到两岁大到十几岁的孩子都跟我很熟，我每天都要买好几支棒棒糖，见了孩子们分一分，他们都很开心。

文艺老兵 不是明星

    　村里说，“著名表演艺术家”、“老艺术家”等称呼都是别人给他的，他本人更喜欢以“文艺老兵”自居，看看村里的履历就知道，他是名不折不扣的“文艺老兵”。生于1931年的村里原名周存礼，是望都东关村一户农民的儿子。1947年，16岁的村里高中没上完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入后来的四野九纵队。1950年，村里转业到地方，但他的老兵情怀伴随终生。

    　记者：您16岁便参军，那么小的年纪，您是如何进行人生抉择的？

    　村里：我有个叔叔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他膝下无子，便把我接到身边，1946年我随他在沈阳上了高中。正值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中国老百姓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三反热潮，我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也非常痛恨。我和一批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引导下，偷偷从学校离开，1947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以后和我这位叔叔分道扬镳，后来我才知道1948年他去了台湾。

   　 记者：参军之后，您都参加了哪些战争？

  　  村里：上过高中的人，在当时的部队里算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刚入伍就当上了书记员，书记员能经常接触部队的作战部署、首长的活动等军事机密。在后来的新战士入伍登记表中，我如实填写了出身富农家庭，并有一位国民党叔叔的家庭情况，上级考虑到战争的秘密性和工作需要，把我调到了部队文工团。我和文艺从此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从此我成了一名文艺老兵。

    　部队文工团平时搞创作、搞演出，战时搞对敌宣传、做策反，打起仗来运送炮弹、救护伤员。我们部队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旦战斗打响，我们文工团就是当仁不让的后勤兵。战友们殷红的鲜血在面前汩汩地流淌，烈士们尚有余温的身体横亘在面前，战士们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奋不顾身、冲锋陷阵的壮举就像电影一样永远定格在我脑中。
　
  　  记者：您的青春岁月经历过了炮火的洗礼，对您今后的艺术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村里：影响太大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何时，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50年，我转业到地方，进了河北省艺校，6个月后，被分配到河北省文工团，也就是后来的河北省话剧院。革命战争年代的拼搏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直激励着我。我们文工团的演出很繁忙，一年下来，能走遍河北大地。

   　 记者：谈谈让您成名的话剧《红旗谱》吧，后来您又是怎么走上大银幕的？

  　  村里：1958年，我们文工团要将梁斌的著名小说《红旗谱》搬上话剧舞台，剧本由鲁速、亢克和我改编的本子整合而成。我在里面演50多岁的瞎子朱老明，当时我20多岁。为了演好盲人，我在农村长时间地接触过两个盲人，仔细观察他们眼睛的外形变化和盲人形体动作的特点，对我帮助很大。

  　  1959年《红旗谱》进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汇报演出，朱德等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文艺界专家林默涵、夏衍、欧阳予倩、老舍等人也都观看了演出，并给予赞扬。《红旗谱》轰动了京城，也引起了当时电影界的大导演凌子风和崔嵬的注意，他们决定把《红旗谱》搬上大银幕，当初选演员时，在话剧原班剧组中，只选中了我一个人，还扮演朱老明，这也是我第一次走上银幕。

    　记者：您在电影《啊！摇篮》，电视剧《大哥》、《咱爸咱妈》中都有过出色表演，受到了观众的好评，他们把您当成明星，您觉得自己是明星吗？

    　村里：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明星，我就是一名文艺老兵。我是演员，演员离不开生活，演员是最应该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

干净艺术 奉献人生

    　很难想像，记者面前精神矍铄的村里还有一张国家给发的残疾证明，原来，1971年“七一”前夕，村里参加话剧《槐树庄》的复排，他在剧中扮演男二号。村里在剧院一向积极，除了表演，还干很多剧务的活儿，在石家庄棉五俱乐部他爬到了14米高的舞台顶层去装挂幕布，由于恐高，村里感觉晕眩，像抓救命稻草似的抓住了身旁一条垂下来的钢丝绳，谁想这条钢丝绳上有380伏的高压线，村里中电后从高空坠落下来。停止呼吸足有28分钟，人昏迷了4天，肋骨、肩骨、手指、腿、胯骨等多处骨折，手掌严重炭化烧伤，在当时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生存几率下，村里顽强地活了下来。

  　  记者：那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对您的人生有着怎样的影响？

  　  村里：这次意外事故，让我对生命格外珍惜，让我对自己的艺术人生有了更高的要求。我对生命敬畏，活着就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观众。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进行，文艺表演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追名逐利的演员越来越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有一套自己的原则，对人民、对建设大业有利的戏才拍，对带色儿的、儿女情长的、导向不对头的，哪怕片酬再高，演主要角色也不行。

    　记者：现在像你这样不计片酬的艺术家越来越少了，和您曾经在《咱爸咱妈》中合作过的陈宝国每集片酬都达到了十几万。

   　 村里：我年轻的时候拍戏，拿的是工资，没有片酬一说。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公司找我拍影视剧，但我是河北省话剧院的一名职工，拿的片酬我一分钱不要，都交给单位。拍《咱爸咱妈》时，我的片酬全部下来是10万元，陈宝国是8万元，他爱人赵奎娥是5万元，我把这笔钱都交给了话剧院了。我是在离休以后，才开始拿片酬。

   　 我有退休金，能让我生活得衣食无忧，片酬多少对我来说真的不重要。有些题材好，对社会有教育意义的影视剧，我都不计片酬、不要片酬，像根据你们报社评选的河北“感动人物”张建霞事迹改编的电影《大孝儿媳》，我就没有要一分钱片酬。

    　作为演员，上银幕、上荧屏、登舞台、做广告，来钱快又容易。但做人要有自己的良知和底线，我的老大姐田华就对我说过：“咱可不能凭着那张老脸去做广告，毁了咱一世的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