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恐惧的背后是什么

由于很多人还不能理性认识艾滋病以及艾滋病人，他们就认为那是一种不确定的、潜在的巨大危险，应该被控制起来、隔离起来。多种因素的叠加，使得“艾滋女”事件引起网络的强烈反响。

几乎每一种文化里都会有一些因素，容易诱发对于特定疾病的污名化。我们应该从“文化自觉”的层面上，认识我们文化中哪些因素是污名化的源头，并努力提高公众的理性认知程度。

主持人：封寿炎

（本报见习记者）

嘉 宾：潘天舒（哈佛大学人

类学博士，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学院副教授）

封寿炎：随着幕后推手杨某因涉嫌诽谤罪被刑事拘留，轰动网络的“艾滋女”事件已经真相大白，但其留下的思考却远未结束。您认为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引起网络如此强烈的反响？

潘天舒：对于无常和不确定的因素，人类通常心怀恐惧。凡是越位的事物都挑战了社会或者道德的秩序，人们就认为它是脏的、不干净的。这种“脏”的东西就会引起人们的厌恶、歧视甚至憎恨。

“艾滋女”事件正是体现了双重的越位，以及双重地挑战了秩序。首先是性越位挑战性秩序。我们的文明认为只有夫妻之间的性行为才是合法的，所以“卖淫”无疑是一种越位的性，挑战了合法的性秩序。更重要的是，由于很多人还不能理性认识艾滋病以及艾滋病人，他们就认为那是一种不确定的、潜在的巨大危险，应该被控制起来、隔离起来。这样多种因素的叠加，自然引起网络的强烈反响。

封寿炎：经核实，闫德利确有其人，但并未患艾滋病。不过，“艾滋病”还是引爆这一事件的关键词，人们对这种疾病的重度污名化，确实应该引起我们深思。

潘天舒：确实是这样。在这里的艾滋病和艾滋病人，其深层的象征意义大大超过了疾病本身在医疗层面体现的常识性意义。对某一特定疾病及其患者，或者患者构成社区的歧视、恐惧乃至憎恶，就是我们常说的“污名化”，它在人类历史上古已有之。遭受重度“污名化”的，古代是麻风病人和精神病人，最近二三十年就是艾滋病人。这些疾病往往具有共同的特征，即是无法治愈，并且会显示出可怕症状。

毫无疑问，污名化的态度和做法给艾滋病人造成了深重的伤害。美国有一位前总统就曾严厉谴责艾滋病患者，认为那是天谴，是上帝的惩罚。这位前总统的态度，使该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投入足够经费去防治艾滋病，并且使当时对艾滋病病理不太了解的普通公众加深了对艾滋病及其患者的歧视、恐惧和厌恶。时至今日，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受到污名化的艾滋病人处境仍然十分艰难。

这样的结果，一是使得艾滋病转入地下状态，从而加大了防治难度；二是对艾滋病人非常不公平。他们只是患上了一种疾病，而那些症状完全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所以他们是无辜的被施暴者。污名化的过程看起来是一个道德过程，而且还借助于科学、医疗等理性的话语，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滥施暴力的过程。这个看似道德而理性化的过程，完全建立在非理性、非道德的基础之上。施暴一方认为自己是干净的、纯洁的，而被施暴的病人则是肮脏的、反常的。这完全是一种无知和偏见。

封寿炎：除了污名化之外，舆论还常常有意无意地把艾滋病患者构建为“蓄意报复社会的危险分子”这一形象，这是否正反映了我们心中的恐惧？恐惧的背后又是什么？

潘天舒：前些年一些城市曾经风传“艾滋病人针扎市民”等谣言，其实现实中真正的针扎案例非常少。现在这起事件中，“艾滋女报复嫖客”的说法，与针扎的谣言如出一辙，都是有意无意地把艾滋病患者构建为蓄意报复社会的危险分子。这种以讹传讹的谣言之所以大行其道，根本上还是源于人们对于无常、对于难以掌控的不确定未来的紧张和恐惧的社会心理。

无论是对于真实的，还是潜在的，甚至是臆想的危险，人们都会很自然地采取设界的行为。就是在自己与危险事物之间设立边界，然后躲得越远越好。这一类谣言的盛行，实际上就是社会进行的设界行为。它不断建构艾滋病人的危险形象，不断强化健康人群的恐惧和厌恶心理，从而在艾滋病人和健康人群之间设置一堵厚墙，达到对艾滋病人区隔化的目的。

封寿炎：这种污名化和设界的态度和行为，经过网络的放大而成为公共事件。在舆论的残酷围剿中，类似“艾滋女事件”当事人这样的弱小个体往往要遭受灭顶之灾。而我们每一个人，似乎也都难逃伦理拷问。

潘天舒：不光是中国的文化，几乎每一种文化里都会有一些因素，容易诱发对于特定疾病的污名化。想要消除这些因素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反思。我们应该从“文化自觉”的层面上，认识我们文化中哪些因素是污名化的源头，并努力提高公众的理性认知程度。

就目前来说，我们要对自己的言论特别谨慎，要对自己拥有的影响力怀着敬畏和谦逊之心，要认识到自己轻率鲁莽的言论，有可能会令弱势群体的处境更加艰难，甚至会剥夺掉他们的生存机会。然后我们要从传统文化里头，充分挖掘那些善的、有益的资源加以弘扬。我们要从恻隐之心出发，对那些遭遇不幸的病人，怀有同情心、包容心，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关爱他们、帮助他们。我们还要大力学习其他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行之有效的社会政策，提高我们的医疗治理水平。在美国等一些国家，艾滋病已经是可以控制的疾病，实现了对疾病本身的控制以及对疾病传播的控制。疾病一旦置于控制之下，人们的恐慌就会大大缓解，去污名化也相对比较容易。最后关于艾滋病的科普行动要更加人文化，更能打动人心，这样才更为有效。现在只要你去查找，很容易可以得到这些防治知识，但那是冰冷冷的，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以及付诸行动。我们应该把这些知识与人们的生活结合起来，与实实在在的干预行动结合起来，使这些知识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有这样才能使知识发挥更大的效益。